作者系徐州市孔子学会顾问、中华孔子学会儒学促进会常务理事 进入专题： 孔子 民本思想 。
由此实质相待性系统所表现之诸特色，吾人遂径可契会庄子万物与我为一之最后结论：故其好之也一。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。
昔之一度为假者，可以成真。第三、在知识之领域中，我之所言，即我观之，则可谓之曰真。自余现之，自我一词，由庄子用来，含五义： 盖有一、躯壳之我，吾人藉以从事物理及生理性质之诸活动，得与外在物质世界相与而交通者也。此种内具不足之憾，如支遁所示，使个体一旦实现，即必须致乎更崇髙完美之境，以超越其本身之种种限制。吾人为诸意识状态而析为种种认知兴趣，由之而判为种种经验点滴，更因之而裂为粉碎，无从弥合，以复成一完整之人格总体。
复次，设某人为一区区分析意识，则必难与他人和谐共处、相与犹耳目之不同功也。若双方各坚持其立场，则理想与现实两界之间，即无从栽接贯通。在先秦，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史官们对这一职责的履行可谓是不遗余力。
从表面上看，周史所得出的两个结论是他占筮的结果，其实，周史在为陈国占筮之前，已对陈、齐等国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定的了解，即先人事而后说卦，在此基础上，再依据《周易》的变化观去分析、推测其前景，就得出了这些结论。例如，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：周史有以《周易》见陈侯者，陈侯使筮之，遇《观》之《否》，曰：‘是谓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山岳则配天，物莫能两大。并且，当时还出现了筮史这样的名称，清楚地表明了史官与《易》筮的特殊关系。
选择哪项或哪几项来讲，先秦史官往往依据自己的意图来定，朝着符合自己意愿的方向去进行解释。在《周易》及《易》筮的流行中，先秦史官充当了主要角色。
是于《周易》曰：《随》，无亨利贞，无咎。在这方面，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，如《国语·晋语》《左传》庄公22年、僖公15年、成公16年、襄公25年、昭公7年、昭公29年、昭公32年等。在占卜活动中，史官是重要参与者，并且还要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，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，这就成了甲骨文亦即卜辞。前人称易有三义，即变易、简易、不易等。
《艮》卦卦名之义为止也，即如山岳般静止不动，《随》卦卦名之义为无故也，无故，即没有故处，自然要走出故处，即出走，与《艮》卦的止义相反。先秦史官以《易》占筮，又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。根据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的记载，春秋时期人们讲《周易》要讲下列八项，即本卦卦象、之卦卦象、本卦卦名、之卦卦名、本卦卦辞、之卦卦辞、本卦变爻爻辞、之卦变爻爻辞。尽管有时占筮者在推断中也会结合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，但这类占筮法总体上笼罩在唯心主义、神秘主义的气氛之中，并非科学的方法。
然而，在每次占筮时，并不会八项内容都讲，因为甲项与乙项的结论很可能不一致，甚至是对立的。先秦史官要将君主、大臣等重要人物以及重要事件的卜筮情况，包括内容、经过、结果以及参与卜筮者的言论等记载并保存下来，履行其记事记言的职责，而卜筮方式如果是用《周易》来预测的筮占，则史官所记就相当于《周易》的应用案例写实。
而《周易》则常被人们视为卜筮之书。二是陈国将在那时衰败，后来历史的发展果如其言。
作为通才的先秦史官与作为通学著作的《周易》，有着一种内在的、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原载《光明日报》 进入专题： 先秦 史官 易学 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认为：《易》寓于卜筮。据《周礼·天官》：史掌官书以赞治，又据《周礼·春官宗伯》：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，掌四方之志，掌三皇五帝之书，掌达书名于四方，明确记载了史官之掌管图书典籍的职责。《周易》是一部谈事物变化的书。然而，内涵、特点等方面似乎相去甚远的史官与《周易》之间，在先秦时期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深入探讨先秦史官与《周易》的关系，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，它对于《周易》以及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。三是先秦史官记事记言的职责。
而《周易》作为图书文献属于当时史官的职掌范围，应毋庸置疑。甚至有学者认为，《周易》的编篡就出自西周史官之手（参见朱伯昆：《易学哲学史》上册第10页），如果此说成立，则史官与《周易》的关系当比一般人所认识的更为密切。
例如，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：穆姜薨于东宫。一是先秦史官保管图书文献档案的职责。
及陈之初亡也，陈桓子始大于齐，其后亡也，陈子得政。所谓图法，即国家的各种文献典籍，由此亦可知它们为太史所掌控。《周易》之基本要素爻的意蕴、卦的构成方式、八卦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以及十翼对《周易》义理的阐述等等，无不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变化观。首先，以《易》占筮，凭蓍草这类植物去推断活生生的、千变万化的人事，从根本来说是难以成功的。
又据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：二年春，晋侯使韩宣子来聘……观书于大史氏。在不少人眼中，作为卜筮之书的《周易》有几分神秘，甚至有几分荒诞。
当时，人们据《易》筮占吉凶，预测未来，或引《易》议事论物，评判是非，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。不少先哲认为：易之精义实为变易。
除卜筮外，先秦史官还兼掌祭祀，如：丁酉史其告（于）南室？（罗振玉《殷墟书契续编》卷二、页六、片三），神居莘六月，虢公使祝应、宗区、史嚣享焉。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以《易》占筮论事的各种人物中，史官的人数是最多的。
西周之后，《易》经开始流行，《易》筮渐兴，至春秋时期，占卜方式的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，《易》筮已成为基本上可与龟卜平分秋色的占测方式。出于职责要求，先秦史官堪称是《周易》的解读者、运用者、守护者及传承者。他们偶尔表现出的运用《周易》对于具体人和事的发展进行准确预测的奇迹，主要得益于对于《周易》变化观的活用，以及对于拟预测人和事历史、现状的观察和了解。王国维先生曾据此断言：史为掌书之官，自古为要职（《观堂集林·释史》）。
近代学者兼诗人朱自清就说：《周易》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（朱自清《经典常谈·周易第二》）。阅读先秦文献的记载，人们有时会为史官们据《易》筮占的准确而感到惊讶。
在先秦史官的这5种职责中，有3种与《周易》有着密切关联。（《左传·庄公三十二年》）在先秦，往往是史祝、史巫并称，如：祝史陈信于鬼神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》）、用史巫，纷若，吉。
先秦史官与《周易》究竟有何关联？答案要从当时史官的职责方面来寻找。在殷商时期，龟卜是用以判断吉凶、预测未来的主要手段。
